西安交大一附院的“八位公民之死”震惊全国，从中央领导的批示到省部两级的调查，已明确无误地证明这是中国卫生行业又一起骇人听闻的事故。坊间批评连连、网络骂声滔滔，四面八方汇集的民意反馈，或明或隐地又一次将医卫领域的诸种弊端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八位公民之死”似乎再次撕开积
重难返的医患矛盾、医卫弊端等伤口。如果把“人命关天”刻在心里，如果把医卫责任与道德视为天条，那么一定能够理解怨声骂声中的民意内涵：对白衣天使、对救死扶伤、对公共责任、对职业道德的殷殷期盼。

于此背景之下，昨日交大一附院院长、主管副院长被撤职，实属情理之中：八条生命的匆匆逝去必须有更高管理者为之担负行政和道义责任，以平复民怨、以告慰逝者。甚至这些仍然不够，事故的背后是管理的混乱、是制度的漠视、是职责的失守，行政、道义责任追究之后，当是更为庄严的法律责任追究，否则，对应八条生命的只是一些“帽子”的落地和职位的旁落，生命价值未免过于廉价！

然而，事后的追责即使再严苛，消逝的生命终无法唤回、父母的伤口终无法痊愈；对更多生命而言，比追责更重要的是如何从制度入手做题，将监管的篱笆扎得密不透风、无懈可击，杜绝这类人为事故再次发生。

从道理上讲，每一起重大事故往往都是隐患重叠后的必然结果，正所谓“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再进一步，以航空界的“海恩法则”为例：一起重大飞行安全事故背后有29个事故征兆，每个征兆背后有300个事故苗头，每个苗头背后还有1000个事故隐患。可见，事故往往都是许多隐患、苗头、征兆叠加质变的结果。

对当下的医卫领域的关系而言，医院为患者提供服务，卫生行政部门负监管责任，患者往往只是购买服务。由于医院发展非常迅速、医患关系愈加复杂、监管领域日渐庞杂，仅仅依靠卫生行政部门的日常监管，百密难免也有一疏。从这些年屡屡发生的震惊全国的重大医疗事故来看，事后处理不可谓不严厉、规章制度不可谓不完善，然而恰恰在最需要加力的实际监管方面，或由于执行力问题或由于人力有限或其他原因，往往不尽人意；而广大患者在监督医院方面的渠道又不通畅，最终导致许多医院往往是“自己做裁判自己去比赛”，监督制约机制失衡，事故焉何能绝？实际上，在“八位公民之死”发生后，很多网民的留言也为此提供明证：患者去医院就诊时往往就能发现一些消毒不严格、责任

最近，一向自诩“世界警察”的“山姆大叔”，做了一件很不地道的事情——10月3日，美国政府不顾中方的一再严正交涉，通知国会决定向台湾出售总价值64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引来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坚决反对和谴责（新华社，10月4日）。
或许，从来都是一副大款行头的“山姆大叔”，受国内愈演愈烈的经济危机拖累，也到了着急用钱的时候，如今急疯了就到处卖军火想当点现钞应应急——但笔者在此想说的是，提醒“山姆大叔”管好自己的脚，毕竟整个世界现在还不是美国一家人的“自留地”，任由你“山姆大叔”一双臭脚想到哪里就踩到哪里！
由于历来的自高自大、不把别人放在眼里的“山姆大叔”，喜欢到处插手插脚。但事实证明，“山姆大叔”的“多动症”在伤害其他国家、给世界和平添麻烦的同时，也给自己讨来不少苦吃。远的事情，诸如越南内战、朝鲜战争等就不说了；近的事情就比如“山姆大叔”看不惯萨达姆，横跨一脚想教训伊拉克，结果如何——对伊拉克插手是插手了，把萨达姆也送上天堂了，“山姆大叔”的脚却深陷“伊拉克泥潭”久久扯不出来，整得“山姆大叔”天天白烧银子同时，还不停地损兵折将——管不好自己的脚杆乱插脚的结果，是怎一个“苦”字了得！
乱插脚“插起瘾”的“山姆大叔”，可能对这样的“伊拉克之苦”已经习以为常——或许在“山姆大叔”看来，就算乱插脚带来不良后果需要花钱才能摆平，反正白烧的银子是美国纳税人的钱，如果美国人民意见大了，大不了又去惹点事端，转移一下国内民众的视线和注意力——近几年来“山姆大叔”一直在全世界狂追猛打拉登，前段时间“山姆大叔”插手“南奥塞楴冲突”，大概都有这样的原因；而这次出售武器给台湾，除了想用一些破铁废铜换点现钞，可能也有转移注意力的考虑。但是，人高马大的“山姆大叔”更是属于那种“伤疤还没好就忘了痛”的厚皮之人——“到处追拉登”却反被拉登逗得当猴耍，“山姆大叔”为此是伤了身子又丢了形象；妄图在“南奥塞楴冲突”分一杯羹的“山姆大叔”，最终也不得不在身强体壮的俄罗斯怒视下悻悻而退；如今，“山姆大叔”又想煽风点火卖武器给台湾，是完全忘记了自己乱插脚的教训——不管好自己的脚，结果岂止一个“痛”字了得！
看得出来，在给台湾卖军火这方面，尝了一些甜头、也吃过一些苦头的“山姆大叔”算是个老江湖了。但笔者还是要说，“山姆大叔”现在还想把“对台出售武器”当做一张牌来打，显然是“老江湖也

　美国救市方案过关，天文数字的资金是否足以扭转金融市场不断失血的情况，专家亦言人人殊。正当前路阴霾未散，愈来愈多市场人士提出另一个更加“有效”的方法，就是放宽现存上市公司的会计准则，令受困公司财政可以霍然而愈。

　　美国近年以增加透明度和更真实反映公司帐目为由，大举修改上市公司会计守则，其中一样就是要求公司把手头资产，按公平市值（marktomarket）入帐计算。这次美国金融公司纷纷出事，财政陷入周转不灵，原因之一是手头大批资产价格大幅下跌，其中主要涉及复杂的衍生工具。这些资产虽然未曾出售，但却令到公司出现庞大亏损，迅即陷入资不抵债的困局。

　　金融公司账面损失暴增，起因是华尔街大投资银行把不同资产包装成种类繁多的产品，最后这些衍生工具有些什么？究竟值多少钱？变成没有人说得准。当市场出现波动时，买家信心动摇，大家都无法进行估值，最后变成无价无市，令金融公司会计上的资产疯狂蒸发，其他交易对手为求自保，纷纷拒绝拆借出资金，令市场进一步恶化，形成不断下跌的漩涡。

市值入帐死锁金融大行

　　为了拆解恶性循环，于是有人提议，放宽按市价入帐的做法，容许企业以反映“更合理”价值的方式，在帐簿上记存这些资产。提出建议的专家相信，只要容许放宽，实时可以大幅改善金融机构的财政状况，不这样做的话，即使救市方案过关，资金都可能被这个会计黑洞吸走。

　　专家的建议是否可行，公众难下判断，但感觉上难免会啼笑皆非。当初要求上市公司更改会计方式，原意是希望能准确反映公司资产价值，现在大难临头，忽然要放宽限制，竟说改进后的会计方式未能反映资产价值，令公司陷入困境。听完这些专家的论据，公众又会否觉得放宽的建议，有一点容许“笃数”的味道呢？

　　近年改变上市公司会计准则，或许带有善良动机，但客观效果之一，是令到上市公司的经营表现波动，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对公司投资的入帐计算。根据目前的会计要求，上市公司不同类型资产会有不同的处理，但大体方向是每年重估，同时以市值入帐，其中部分会拨入损益帐，所以有时会出现公司所持有的同一批股票不买不卖，今年赚大钱、明年却蚀大本的状况。

追求炒作害人最终害己

　　过去的会计制度容

21世纪是中国世纪。北京奥运会强调了这一点，吸引了众多至今仍认为中国是“睡狮”的人注意。很久以来，中国就不仅仅是“世界工厂”，这个国家也在一步步地落实内政和外交战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国家领导人的行动是如此平稳和富于连贯性，避免了剧烈动荡、对外冲突和不必要的风险。

　　欧洲殖民大国以及20世纪后半期取而代之的超级大国的传统势力范围越来越多地倒向中国。近东和中东，包括北非，尤其突出。而另一些国家，首当其冲是俄罗斯，其举动遭到“国际社会”诟病，并因为同邻国关系恶化被贴上“帝国思维”标签；如果换成中国，结果将是大家的沉默。有可能这是对一个简单事实的认知结果：对这个国家无计可施，中国将不遗余力地维护国家利益，任何一个与中国发生冲突的世界大国，其经济损失将是无可估量的巨大。但这不能排除重要一点，即中国的精英力量理解世界舞台的游戏规则，并善于按照规则行事，这一点发挥了主要作用。中国遵守规则，同时不给对手指责中国、与中国发生直接冲突的借口。

　　在上世纪90年代的伊拉克问题上，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俄罗斯代表在联合国大谈要投否决票的场合，中国通常弃权。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中国外交政策的特点都有别于俄罗斯，不像俄罗斯那样沉浸于幻想和情绪化，寄希望于合作伙伴之间的君子协定。可能这是因为在几千年里，中国经历了所有能想象到的危机，学会了在低谷中保持平静心态，从容地把危机看成是不可避免、但可以克服的现象

近期，美国次级债危机已经酝酿成大规模的金融危机，继4月份贝尔斯登破产被托管后，9月初美国政府正式接管了“两房”。9月15日，美国第五大投行雷曼兄弟破产，美林证券也被以500亿美元出售给美国银行，摩根斯坦利被迫向日本三菱银行出售股份，在危机持续深化之时，美国政府推出了高达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25日，华盛顿互惠银行正式倒闭，成为美国历史上倒闭的最大银行。
潜伏于次级债危机之下的究竟还有多少风险，美国金融风险升级究竟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本报记者采访了宏源证券结构融资部总经理宋鸿兵。宋曾担任美国最大的非银行类金融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的高级咨询顾问，也是《货币战争》一书的作者。早在2005年，他曾预言中国将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

《中国经营报》:美国政府近期频频对机构施以援手，托管两房，资助AIG，但也任由雷曼兄弟破产。透过这些不同的救助方式，其背后真正的意图是什么？
宋鸿兵:你一定要站在美国政府的立场上考虑这个问题，怎么决策才是政府利益的最大化是美国政府优先考虑的问题。“两房”有5.4万亿美元的债务，这么庞大的债务，政府有两个选择:一是完全国有化，全部由政府扛着;二是让外国政府承担最大的损失，自己承担最小的损失。如果我是美国政府，一定会选第二个方案——让外国人买单，尤其是中国。
怎么做到这一点呢？首先不能让两房立刻倒闭，注入资金，维持它的正常运转。美国整个的抵押按揭市场都要靠“两房”来提供流动性，它占美国抵押按揭市场的80%。“两房”每个季度需要2000亿美元滚动资金，现在政府的资金仅够它维持第三季度。钱用完了以后，这一问题还会出现，滚动资金是不断需要的。
实际上，美国政府必须要解决一个问题:钱从哪儿来？但美国全国储蓄是负的1%，资本市场、经济运转全部要靠外部的资金撑着。如果外资不能持续不断地流入美国市场的话，美国经济一定会出问题。前一段时期，美国政府主导美元升值，目的也是希望把全球的钱吸引过来，用这些钱来为“两房”的债务买单。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两房”还是会影响美国经济。

《中国经营报》:美国次级债危机目前发展到哪个阶段，最坏的时刻是否已经过去？
宋鸿兵:从今年6月到明年年中，次级债危机已经进入第二个阶段，是信用违约危机，不仅是次级债按揭抵押贷款出问题，而是整个按揭贷

深圳舞池里的黑水究竟有多深
　　据知情人士介绍，舞王在当地以“乱”出名。曾在舞王工作过的小谢告诉记者，几乎每天都可以见到拿砖头、铁棍、砍刀等打群架的人。有人被打成重伤、残疾根本不值一提，即使听说有人被打死，他们也不会感到很惊奇。知情人士还说，里面有小姐陪酒，也有吸毒的，“粉友”不仅在包厢里吸“K”粉，且在大厅里也公然聚众吸食。（9月26日《广州日报》）
　　如此“乱”的舞王，为何还能生存？深圳人大代表、全国知名维权人士杨剑昌一语道破天机：因为娱乐舞池里的“水”深。那么，“水”到底有多深？深圳有关部门是不是应该“潜水”丈量一下，给公众一个交待？
　　有安全隐患却不查处，那么深圳龙岗娱乐场发生灾难就是迟早的事了。杨剑昌说：“之前曾搞过拉网式安全大检查，但龙岗表彰大会开了不到一周，舞王歌舞厅就发生惊天大火，这说明我们的一些干部就是欺上瞒下。”
　　其实这只能欺上，并不能瞒下。群众早知道舞王的“乱”，可问题是老百姓知道了又能怎样？因为这里“水”很深。据知情人士讲，舞王一年有1亿元的营业额，生意如此火爆，舞王的老板当然有更多的钱打点关系。“这成了一个循环，越赚钱越容易出事，越需要关系摆平纠纷，这就越需要拉拢更多的人来参股，罩场子。”(9月25日《广州日报》)有关部门能不能把这些罩场子的一个个查出来呢？
　　俗话说：“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如今舞王却是“没有‘深水’作靠山别去经营娱乐场所”。试问，舞王的“乱”，若没有保护伞它能“乱”到今天？
　　灾难发生了再找问题，有些晚了，之前为何没有发现问题？拉网式大检查难道发现不了问题？当然不是，而是发现了问题也让人摆平了。所以，若不从根子上解决“水”深的问题，这种娱乐场所的安全问题就很难解决。

奥运后首月的“问责风暴”
　　中国媒体近日频频报道：在9月11日到22日的短短11天里，共19名中国官员因为在公共安全问题上负有责任而引咎辞职或者被免职。这19名人既包括官至正部级的国务院部委首长与地方大员，也有基层的副县长、副区长。

　　鉴于下台官员之多以及级别之高，有评论认为北京政府在问责问题上“动真格”。媒体将官员纷纷落马的现象概括为9月“问责风暴”，有人将2008年形容为“问责年”，并乐观地预测这场风暴将成为官员行政问责制度化的开始。

　　追溯起来，至少从2001年开始，中共与中国国务院即颁布过好几部针对干部与公务员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实际上被问责者的官员与事故发生的频率相比，完全不成比例。

　　去年中共召开第十七届全国代表大会，加强行政体制改革再次成为焦点，总书记胡锦涛在报告中提出要“突出行政首长为重点问责对象”；进入2008年，新一届政府的首次廉政工作会议，延续十七大的要点，提出“选择部分省市和国务院部门开展试点，加快实行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和绩效管理制度。”

　　近期的山西溃坝与毒奶粉事件，恰好是对中央三令五申的“问责制”的一次测试，测试结果，山西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学农、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等官员纷纷落马。中央也适时展示“问责”的决心，进入第二任期的胡温表明他们准备严惩违反中央科学发展观路线的官员。

　　舆论界目前关心的是问责会持续多久？是否确实如风暴一样，刮过一阵就风平浪静？也有学者提出了问责制度的科学性与公平性问题，什么过失该惩处到什么级别，对于下台官员如何安排，如果他不久后重返官场，问责制的意义是否打了折扣？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舆论界对这轮问责的热情关注与赞扬，反映的其实是问责制之“迟到”。在重大公共安全事件发生以后，具体负责与负有领导责任的官员鞠躬下台，是很多现代国家为官者的应有之义。

　　奥运结束未及一个月，好数百条人命已葬送在溃坝、火灾、矿难之中，还有数万婴幼儿因食用被添加入化学污染物的牛奶而肾脏出毛病。毒奶事件夺取了婴儿的生命与健康，也耗损了国家形象，倘若一票官员还安坐其位，如何向全社会交代，平息民怨？

　　问责是必要的，但更值得关注的还是老

周老虎案清晰的谎言与晦涩的真相
　　“华南虎照”宣判了，表面清晰明了的谎言已经受到了惩罚，但是很多人与我一样关注着背后是否还有晦涩难懂的真相。如果对于真相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那么这世界就会如同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所说的那样，“一切都被预先谅解了，一切也就被卑鄙地许可了。”我们不能预先原谅一切失职、渎职与欺骗，就是为了防止恶行被肆无忌惮地许可，所以判决虽然出来了，但是我们基于良心与社会正义需要的审判并没有落幕，我们对于真相的追求也没有停步。
　　我们从来没有指望一个刑事判决能够解决人们关于正义的所有追求。而基于周正龙认罪基础上的这个判决，更加让我们认识到法律虽然意欲无限地接近于真实，但是以法律名义作出的判决却很难完全复原真实，特别是在刑事判决中，被告人的供述与自认，以及与此有关的有形的、无形的辩诉交易，往往只能是一种官方的契约，并不天然代表着真相。因此，我们可以认定周正龙真诚地认罪，在此基础上所作的判决也是公正的。但是公正与真相是两回事，只有公正而无真相也不是我们所追求的历史上的正义。
　　正是认识到法治的有限性，所以无论给予周正龙什么样的判决，我们对于真相与正义的追求也不应该停止，我们不能在真相未明了前，原谅那些应该承担责任，而仅仅因为法律局限无法追究其责任的人。
　　今天刑法再一次表明了其对于社会的维护仅仅是一种底线的恪守，当我们对于社会正义有着更高的追求时，刑法其实是无力保障的。我们尊重这样的判决，但是我们更尊重自己基于良心与理性而形成的判断，对于那些公然欺骗，公然侮辱公众智商的人，在真相查清前不可能予以原谅，只有这样的不妥协的求真精神，才能防止今后的恶行被卑鄙地许可。
　　我们不应苛求刑法，但是我们知道在刑法之外还有着更多发现真相、追求正义的手段，如宪法的手段、伦理的规范、良心的自律、公民团体的吸纳与排斥，等等。当刑法无法保障我们对于更高正义的追求时，我们更加痛切地感觉到以其他手段捍卫正义的必要。也许这就是周正龙案判决给我们的启示。
　　我们不愿意让华南虎案成为历史，也是为了防止今后更多的恶行被许可，这就是我们追求终局真相的原因所在。我们希望通过自身对于真相与正义的追求，来促成社会的进步，让公众真正成为历史的主人，而不会成为晦涩真相之下的“不明真相者”.

今天看了一明记博客：原来航天员喝三鹿牛奶，是假广告？哈哈，怎么没人查。看来质检局有很大的责任。药监局局长是师傅，所以质监局司长自杀了。下面是明记博客的原话：
看到航天员，马上想到了三鹿牛奶，好奇的打听，住在问天阁里的航天员们，难道真的是喝这种牛奶吗？对方摇头，因为基地供应的牛奶是基地自己的牛奶厂生产的，奶牛也是自己养的，不对外销售，自给自足。想起五年前来的时候，去参观过那里的养牛场，也看过制作牛奶的过程，还有基地自己的蔬菜园。基地生产的酸奶真的好好喝，当然，还有就是让人放心，我们好几个人一口气喝了三盒，搞得接待我们的基地领导开玩笑，看来要另外收费了。

周老虎案“择优旁听”荒谬

“华南虎”案件又有最新进展：据《新闻晨报》9月25日报道，陕西安康市旬阳县人民法院向媒体透露，该案确定将于9月27日上午8点30分正式开庭。据法院办公室王主任透露，周正龙案实行公开审理，由于法院座位有限，想旁听就必须事先申请。
　　周正龙案是否公开审理的谜团已经揭开，接下来舆论的注意力已转向周正龙在庭审中是否会爆出猛料。报道中说，“周正龙是否会在庭审中抖出‘同谋’，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我看媒体过于乐观了——周正龙爆出猛料的可能性固然不小，但庭审的公开程度会不会化解猛料的影响力，就很难说了。至少从法院有关人士讲话的字里行间，我对公开审理的公开性持审慎的态度。
　　法院办公室的王主任说了，法院座位有限，想旁听必须事先申请；如果媒体记者要旁听，就得预先到宣传部门进行资格审查，宣传部门再根据审查情况“择优批准”。座位有限这个理由虽然可疑，但勉强还是站得住脚的，毕竟不可能所有人都去旁听。
　　令人不解的是：为何要“择优旁听”？“优”的标准是什么？法院审案为何要让当地宣传部门审查旁听资格？
　　上述疑问，我本想通过查询有关审判公开的法律依据来解决，但仔细浏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人民法院审判公开工作的若干意见》，仍无法获取答案。
　　倒是从该“意见”中了解到，我国公民只要持有合法有效的证件，都有资格参加公开审理案件的旁听。没有哪条规定说，“优质公民”有“优先旁听”的资格。
　　通常来说，公平的做法应当是：通过报名顺序或者抽签的方法来决定旁听者。美国的法院旁听制度就是这样安排的，法学界对这类方法普遍认同。毕竟，监督司法与接受普法不是招聘或招生，而是所有公民的法定权利。
　　当然，旬阳县法院所谓的“择优旁听”主要是专门为记者准备的，否则法院也不会劳驾当地宣传部门。宣传部门介入法院办案程序，似乎不太符合司法独立精神。他们说主要是担心记者身份有假。
　　见多识广的法院多虑了，在信息化如此发达的今天，一个会上网的小学生都可以查证记者的真伪——在中国记者网输入记者证编号，十几秒钟就可完成审查工作。这点常识，法院不可能不懂。只怕是在有些人看来，周正龙案的宣传管制意义大于司法审判意义。
　　“择优旁听”的确可以为有关人士降低舆论影响力创造有